对当前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的实证研究
廖岷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 2014-10-31 ]

  注: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内部课题“中国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的部分成果,本课题由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与太平洋部高级经济学家孙涛协助。感谢上海银监局唐杰、吴默然的帮助。

  本文发表于《新金融评论》2014年第5期(总第13期)。课题成果完整版即将正式出版。

 

  摘要:有效识别和准确评估风险是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梳理国际上关于系统性风险的定义、发展阶段以及识别和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当前潜在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程度、风险来源、触发条件及触发可能性。通过借鉴IMF金融稳定图监测法,认为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正在累积。同时,基于系统性风险的三个分析角度、三个触发条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银行“大而不强”的特征致使潜在系统性影响上升,而房地产是当前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唯一行业隐患,金融体系的整体流动性风险也值得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指出目前尚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触发条件,但房地产量价变化是最不稳定因素。最后,本文就我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从推动金融改革,确保房地产软着陆和缓解流动性风险压力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 风险来源 触发条件 实证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系统性风险似乎并未实质下降,这给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带来更大的挑战:一是危机后全球金融与经济失衡情况并无好转,债务水平不断上升;二是全球影子银行规模、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规模仍持续上升;三是跨境风险处置并无实质性进展;四是国际监管分割情况持续存在;五是全球监管新政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非预期效果更加严重。由于系统性风险具有多样化的来源、多形式的传导及多方位的影响等特点,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金融体系下表现出不同形式。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全面监测和准确评估难度极大。由于中国面临“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金融深化的加速推进,影子银行和新金融业态的迅猛发展,部分单体机构金融风险的逐步凸显,所以如何充分借鉴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更加有效地识别和评估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是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鉴于当前国内外讨论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文章和观点很多,本文试图基于系统性风险的诱发因素,从集中度、关联性、流动性三个风险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增速、基准利率、房地产量价变化三个触发条件,评估我国面临的潜在系统性风险。

一、金融系统性风险概述

  (一)系统性风险的定义

  关于系统性风险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尽管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已被广泛使用,但很难精确定义和准确量化[1]。各类文献对系统性风险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将系统性风险视为宏观冲击,即对经济或金融体系的巨大负面冲击。例如,Mishkin(1995)认为系统性风险是导致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金能力中断的非预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这一类定义大都未能阐述宏观冲击影响单家机构的传导机制和传染对象。

  第二类定义则更加关注冲击的传导机制以及潜在的溢出效应。例如,Kaufman(1995)将系统性风险描述为一种多米诺骨牌倒塌的连锁反应风险,即从单一事件传导至系统内各个机构和市场的一系列损失的总和的可能性。这一描述与美联储的定义大致吻合,国际清算银行(BIS)也曾给出类似定义。在这一类定义中,机构之间以及市场之间的紧密关系是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先决条件,且单家机构的违约(而非第一类定义中的宏观冲击)可能是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源头,风险逐步传导放大。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除传统信用风险,源于市场紧密联系的流动性风险成为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又一重要途径,并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类定义同样关注初始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但不同于第二类定义所考察的由一系列直接冲击组成的连锁反应,此类定义聚焦于不同市场主体的相似风险暴露,风险通过“相同冲击”或“相似冲击”效应传导,市场主体间的相关性与间接因果关系(而非“连锁反应”中的直接因果关系)导致风险的传导与放大。

  综上而言,系统性风险就是指一种风险事件发生,通过引发多个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问题甚至破产倒闭,最终导致金融市场功能失灵和无法正常健康运行的情况。因此,一般意义上讲系统性风险的诱发因素,来源于以下几个角度。一是集中度,金融资产的行业、地区、客户集中度越大,越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和企业经营周期的影响。二是关联性,在发达国家表现为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使用,使得金融机构基础资产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包括我国在内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新兴市场中,关联性更多表现为多种融资渠道共同指向同一类基础资产,由于基础资产价格发生变化,而造成多个渠道共振或相互影响。前一种关联性的风险传递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三是流动性,金融体系中资产负债期限存在系统性错配偏差情况下,也容易引发系统性问题。四是外部市场环境突变,比如利率、汇率水平大幅变化,导致一些企业、个人偿债能力大幅波动。集中度、关联性和流动性可以视作风险的内生条件,而外部市场环境视作风险的外部触发条件。

  (二)系统性风险的发展阶段

  从历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和爆发来看,虽然存在不同的系统性风险来源和冲击传播渠道,但基本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那就是,系统性风险的全面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其从产生到发展蔓延有三个阶段,即积聚阶段、冲击阶段和放大阶段。

  1.积聚阶段。系统性风险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开始逐步以区域性、行业性风险显现。部分行业过热(如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冒险行为不断增加,整个金融体系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风险,这可能来源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和冲击、也可能来源于金融体系本身的风险管理缺失和监管缺位、行业竞争加剧等,也和日益增长的跨境风险暴露及监管套利等问题密切相关。

  2.实质性冲击阶段。金融危机在此阶段即将爆发,系统性风险已经达到“门限”(Threshold)[2]。金融业逐渐严重的失衡情况及金融机构过度的风险承担行为使得整个金融体系趋于脆弱。特别是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时,金融体系易反应过度。

  3.危机放大和传播阶段。大多数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影响广泛,不仅限于金融体系内部,还将波及其他经济部门甚至整个实体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主要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两个渠道,还可能波及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在这一阶段,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存在“正反馈效应”,并通过反馈呈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螺旋式上升。

  (三)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是重要前提。然而,由于系统性风险具有多样化的来源、多形式的传导及多领域的影响等特点,同时,各个地区不同金融体系下具有不同形式,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全面监测和准确评估难度极大。各国中央银行、监管当局以及包括IMF、BIS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经济组织通常使用各类经济指标来监测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程度。IMF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2006年推出了《金融稳健指标汇编指南》,并在2007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推出金融稳定图监测方法,将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各种因素和金融体系的各个层面纳入一个框架,显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聚集区域。

  从已有研究和实践来看,系统性风险识别和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综合监测宏观经济指标和金融机构财务指标。鉴于危机所显示出的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复杂互动关系,宏观经济指标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范围之中,即便是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监测亦然。

  二是监测市场指标。无论是宏观经济指标或是金融机构财务指标,都无法在短期内预测即将发生的系统性风险事件,无法在危机到来的前夕给予决策者清晰的警示信号。在这一方面,IMF在2011年9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认为高频率的市场指标是在几个月的区间内识别系统性风险的最佳指标。

  三是领先指标和同步指标。作为一类综合分析方法,IMF将指标分为领先指标和同步指标,前者能够识别风险的积聚(第一阶段),指标主要源于变化相对缓慢、低频率的财务报表数据的集合,后者能够在危机即将发生时做出预警(第二阶段),利用高频市场指标,帮助决策者迅速做出应对。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系统性风险来源的多样性和传导的复杂性,一国中央银行在监测系统性风险时不会只是用单一类型的监测工具,而会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综合使用以上监测方法。

二、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实证分析

  当前针对我国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和表现,学术界有较多不同观点,包括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杠杆率、理财产品、流动性等等,众说纷纭。我国系统性风险根源在哪里?程度有多大?应冷静、客观地对待,避免出现风险识别和评估过程中容易犯的两种错误:一是“风险漏报”的错误,也就是应该发现的风险隐患没有被发现;二是“风险误报”的错误,这常常是指过早预警了不是风险的风险隐患。

  (一)我国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分析

  通过借鉴IMF金融稳定图监测方法,本文尝试构建我国金融稳定图[3],选取17类子指标38个变量,从宏观经济风险、外部传染风险、信贷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货币和金融条件以及风险偏好条件6个方面,对2007-2013年的我国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测识别。

图1  我国金融稳定图:2007Q1-2013Q4

 

  图1表明,过去7年间,信贷激增和房价上涨推高了信贷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虽然国际环境不稳引发较大外部冲击,但我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和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外部风险的累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不均衡有所缓解。从总体风险来看,潜在系统性风险仍然处在逐渐积累并缓慢上升的通道。

  金融稳定图监测方法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了解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变化,但从实际政策操作层面来看,由于该方法旨在说明风险种类和动态变化,而不是研判导致系统性风险的根源,故也无法说明防范潜在系统性风险的政策着力点。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来源

  基于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诱发因素,本文试图从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三个条件即集中度、关联性和流动性,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潜在系统性风险隐患。

  1.集中度

  从中国当前实际来看,集中度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银行业规模相对实体经济规模比重进一步上升,且这个趋势尚没有改变。由于我国金融资产的近90%仍然由银行业持有,而银行“大而不强”的特征明显,因此潜在的系统性问题主要与银行业有关,若银行业不加快调整资产结构和商业模式,银行业潜在的系统性影响还会继续上升。2008年至2013年,我国银行业信贷长期刚性扩张,各项贷款余额从32万亿元增长到77万亿元,年均增长19%,远超同期GDP增速。银行业资产对GDP比重持续攀升至260%,在主要国家中仅次于英国。在此背景下,未来银行业如果不良率继续上升,化解的成本也将随之增长。据课题组估算,假设银行业规模保持12%的年均复合增长率,GDP维持7%[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到2020年,若不良率上升5个百分点,由此造成的新增不良资产将占GDP同期增量的32%。此外,据工行测算,如果国内银行业主要依靠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没有根本性改变,若行业净息差降至1.5%,全行业将进入亏损区间。可见,在银行业规模不断上升的同时,银行业未来的风险抵御能力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都可能出现下降。近年来,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值持续下降,工中建交的市值总额从2007年11月的峰值一路下泻,截至2014年6月末,已下降约67%。农行上市后,五大行市值从2011年4月末至2014年6月末,下降了33%。与美国相比,我国上市银行P/E、P/B水平持续下行,尽管同期股市整体也有所下降,但在我国银行业高盈利背景下,大型银行市场估值的大幅下降,还是表明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隐患的担忧,这种担忧实际已经反映在了他们的估值之中。

  微观层面,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向房地产集中。分析表明,房地产是当前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唯一行业隐患。房地产信贷指标呈现“四高”特征,即高行业集中度、高房价期发放、高一线城市占比、高商业地产占比,集中体现了房地产行业信贷在总量和结构方面存在的系统性隐患和脆弱点。

  (1)高行业集中度。过去几年,银行信贷是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房地产信贷总量不断膨胀,行业信贷集中度不断提高,从2006年的占比15%左右增加到目前的19%左右。同时,2006-2013年,房地产贷款年均复合增长率22%,高出各项贷款年均增长率4个百分点。图2表明,从行业比较来看,2013年末,我国主要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14.6万亿元,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96个大类中,贷款余额和占比排名居首,比排名第二的批发业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图2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前20大类行业信贷集中度(2013年末)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最新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统一标准来看,图2列举的前20大类行业中,除房地产业外的其他行业本身又可以细分为多个中类以及小类行业。如大类批发业,实际上包括9个中类行业,涉及57个小类的细分行业。这些细分行业之间关联性不强,不指向同一基础资产,而房地产业的细分行业少,基础资产集中在房屋和土地上,其贷款风险主要取决于房地产走势。二是除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中,还存在各类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贷款。在当前银行信贷行为“轻信用、重抵押”的情况下,抵押物的价值变化将直接影响贷款质量。因此,从全国来看,如果加上约12万亿元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直接和间接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到35%左右。三是房地产业的产业链条长,国民经济中大部分产业都与房地产业有关联关系,联系密切的如钢铁、建筑、建材、家具、社会服务、商业等行业,房地产波动通常会对相关上下游行业产生较大的冲击波,如果算上这部分行业的贷款,房地产相关贷款规模更大、占比更高。

  (2)多数贷款在房价高位时期发放。图3所示,由于我国房地产价格增长较快,导致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在近几年高房价时期发放的占比很高,2012年以来发放形成的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房地产贷款的63%,其中2013年以来发放形成的房地产贷款占4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合理性,因为房价上升,每笔贷款的金额也相应上升,但是这些贷款一旦遇到楼市调整,风险更容易显现。

图3  形成2014年3月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分年度发放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银监会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

  (3)一线城市占比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房地产贷款的比重为23%,如果加上天津、重庆两个城市,六大城市房地产贷款占比近29%。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区域性、地域性极强,二三线城市局部单个风险不太容易产生系统性影响,但反过来,一线城市对全国的实质影响和心理影响都很大。因此,近三成占比的一线城市房地产信贷资产相对具有系统性影响。

  (4)商业地产贷款占比高。2010年以来房地产业态出现明显变化,在住宅地产迎来新一轮调控的背景下,各大房地产开发商纷纷转战商业地产,并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银行机构的信贷投放增多,当前商业地产贷款占全部房地产贷款的比重已上升至12%。

  2.关联性

  讨论我国系统性风险,一定要将融资对应的基础资产联系起来。2009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2012年达到72%。而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2013年达到75%,2014年一季度更是创高至76%。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多渠道融资的结果,这正好符合新兴市场关联度的特点,即多种渠道资金共同指向了房地产。2012年我国企业总负债占GDP的比率为1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其中房地产企业总负债占GDP的51%,占据了企业总负债的1/3。可见,多渠道融资助推了房地产企业的高杠杆化经营,资金链的脆弱性更加突出。

  多种社会融资渠道很大部分都指向房地产这一基础资产,也包括当前议论较多的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两大风险领域。

  从影子银行角度看,近几年,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规模快速膨胀[5]。从非银行业渠道来看,影子银行主要包括小额贷款、融资担保、互联网金融、第三方理财以及民间融资等业务,这些业务的一致特点是资金成本较高(15%-30%),除了少数维持资金短期周转的应急所需,大部分资金需投向高投资回报领域,而房地产业正是长期维持较高投资回报率的少数行业之一。从银行业渠道来看,影子银行主要包括投资类同业业务、部分理财业务和信托业务等银行表内外业务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资料显示,2013年末,上海辖内基础资产投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同业资产占投向特定目的同业资产的35%;全国理财产品规模10.21万亿元,信贷类投资理财产品约占25%;全国房地产信托余额1.03万亿元,占全部信托余额10%。

  可见,我国影子银行是在信贷持续收紧的背景下,作为银行信贷的“另辟蹊径”而出现,并不存在多次证券化、批发融资监管缺位等类似欧美国家影子银行业务的特征,其最终去向也不外乎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传统信贷热衷、却受监管限制的行业,其实质仍是“类信贷”活动。

  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角度看,根据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6]显示,2013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包括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或有债务)从2010年底的10.72万亿元增加到17.89万亿元,增长了66.9%,并指出地方政府债务中23.47%的资金投向土地储备和保障房建设,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占37.23%。经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分析,地方融资平台全口径贷款中用途投向房地产相关行业(园区、土地储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贷款占比24%,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的贷款占比70%,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和收益权作质押的占36%,如剔除重叠部分,估计86%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有关。可见,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与房地产市场密切联系。

  通过梳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86%左右都与房地产市场相关,而影子银行,更多的是“类信贷”,借助信托和资管计划通道,为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融资。监管实践经验表明,有风险的影子银行业务40%以上直接或间接投向了房地产。因此,这两个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实际最终还是回到房地产行业上,大部分风险其实是重叠的,如果独立来看待,显然夸大了当前的风险。

图4  影子银行、房地产行业、政府融资平台的交叉关系

 

  3.流动性

  银行体系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加大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隐患,体现了银行经营的内在脆弱性。以往高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相对稳定的高净息差,都从客观上刺激了银行业“借短贷长”的经营模式。据测算,这些年银行“贷大贷长贷房贷政府”的信贷资金占比仍然超过全部信贷的60%到70%。

  从存贷款结构来看,2001年以来,银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由3.92万亿元增长到2013年末的39.89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重由34.94%持续攀升至55.48%。而存款方面,定期存款余额占比始终保持在50%左右。相较于资金投向的长期化趋势,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并未同步提升,商业银行内在流动性错配进一步加剧。而从存贷款平均期限差来看,根据测算,已从2006年的1.87年扩大到2013年的2.87年,差距明显拉大,期限错配情况进一步加剧。

  此外,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量开展的同业业务增长迅速,并进行错配以谋求最大化盈利,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比如同业负债占比,已从2007年的10.47%增加到2014年6月末的13.77%,增幅达30%。相较传统存款业务,同业负债这类批发融资的稳定性更差,因此同业负债占比的上升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长期以来储蓄率较高、利率固定以及央行较多较容易的短期资金支持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突出问题是,管理水平没有与风险积累保持同步进步,体现为流动性风险管理意识不足、短期流动性管理不够审慎、缺口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短期资金管理粗放等。

  综上,通过集中度、关联性和流动性三个角度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当前我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主要与银行业有关,而房地产是当前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唯一行业隐患,同时金融体系整体流动性风险隐患的上升及其管理要更加重视。

  (三)我国系统性风险的触发条件

  虽然我国房地产存在潜在系统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当前已成为系统性风险。风险的演化取决于以下几个外部环境的触发条件,而这几个触发条件目前并没有出现。

  1.经济增长率短期内迅速下降

  这个触发条件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从目前来看,我国2014年二季度GDP增速为7.5%,高于市场预期。在国内定向宽松和刺激经济支持下,投资和国内消费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持续的拉动作用,再加上外部经济体的缓慢复苏,出口有所上升,GDP跌破5%-6%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新型城镇化、制造业的持续升级等也将给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带来较大空间。

  2.官方基准利率短期内急剧攀升

  我国目前整体通胀预期较温和,不具备大幅提升官方基准利率的条件,同时从金融市场各种产品的定价来看,一些通胀预期也基本提前反映在价格之中。而且研究也表明,即使利率大幅上升,对借款人负债成本的影响有限。通过测算,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将从2013年末的水平上升0.15个百分点,当利率上升3%、5%和10%,所对应的资产负债率为75.5%、75.8%和76.6%;同时,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住房按揭贷款申请家庭的偿债收入比(DSR)将上升3个百分点,当利率上升3%、5%和10%,所对应的DSR为41%、48%和64%,当利率上升5.5个百分点时,整体DSR将超过50%。可见,除非大幅度提升利率水平,否则家庭DSR不会明显变化。

  3.全国房地产市场短期内量价大幅超调

  只要国民经济不出现硬着陆,这一可能性就不大。目前从一线到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和价格都有所调整,部分二三线城市量价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比如菏泽、新乡、株洲、乌鲁木齐、湛江、厦门、衡水等城市房价自2010年以来累积涨幅均超过50%,未来房价可能面临较大调整压力。但是,个别二三线城市房价即使下跌30%,并不具有系统性影响。温州房价回落近40%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其对全国的影响其实很有限。

  当然,从2014年7月开始一线城市出现的量价加速下跌苗头值得高度关注,因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变化的系统性影响更为显著。比如上海,成交量方面,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分别低于2010年以来各自月均成交量的11.9%和11.5%;成交价格方面,5、6、7月新建商品房的环比跌幅分别是0.3%、0.7%和1.4%,呈加速趋势;库存方面,7月去库存时间从去年末的10个月快速上升至19个月。图5所示,2014年1-7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2.14%,而同期二、三线城市的降幅为11.58%和6.35%,2014年以来一线城市销售下滑趋势更加明显;7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环比跌幅加大,跌幅超过三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相当。

图5  新建商品住房销售面积累积同比涨幅(上)和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下)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持续观察表明:目前,在三个触发点上,房地产成交量价的变化是最不稳定的,如何避免其出现短期快速超调,是后续调控政策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

  不过,由于房地产相关贷款存在较高的安全边际(目前的政策是:房地产开发贷款资本金比例一般不低于30%,房地产抵押贷款抵押率一般不超过70%,住房按揭贷款首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30%,二套房不低于60%),即使房价全国普跌,贷款仍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经测算,历年发放形成的房地产贷款所对应的加权房价约5400元/平方米,而7月份全国房价约5600元/平方米,理论上房地产相关贷款能够承受房价下跌33%所引发的抵押物贬值风险。尽管对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走势,现在看法确实很不一致,但一线城市目前价格总体较为稳定是不争的事实。如在上海,5、6、7三个月降价楼盘占比分别为51%、56%和52%,7月降幅在5%以内的楼盘占比为77%,尚未出现楼盘大幅普跌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相关贷款具备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结论,需建立在绝对避免出现以下两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否则会加大或埋下潜在系统性风险影响:

  第一,银行风险管控尺度放松。银行在贷款价值比(LTV)控制、住房信贷差别化政策落实和名单制管理上不能有系统性地放松标准和出现偏差,这些是监管部门多年最强调的领域。

  第二,房地产估值的系统性偏差。LTV和DSR两个控制指标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房地产估值要准确,但有的情况值得关注。比如,储备土地用于贷款抵押时,存在评估价值过高且抵押率测算不规范的现象,某抵押土地评估的楼面地价超出所在地区平均楼面地价的25%,超出另一评估公司给出价格的1倍。又如,根据部分银行的钢贸不良贷款的处置数据显示,房地产拍卖均价为办理抵押登记时评估价的67%,银行到手均价为评估价的60%,这还是考虑房价上涨因素后的处置结果。这种情况危害性很大,如果存在系统性估值偏差,银行抵御房价下跌的抗风险能力将大打折扣。

  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年,我国货币当局和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方面,一直都高度重视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管理和监管。经研究表明,目前主要的一些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如LTV、DSR、总债务比率(TDSR)等都始终得到重视和动态实施。因此,这些年房地产信用风险总体得到了有效监控和管理;流动性风险则随着风险的不断增加,也越来越受到金融机构、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重视。

三、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的有关建议

  (一)以金融结构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弹性和韧性

  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解决中国银行业资产刚性扩张和影子银行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金融市场弹性和韧性的重要手段。应继续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提高新增融资中的直接融资比例,改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结构。

  (二)确保房地产软着陆,避免出现量价急跌引发全面系统性风险

  在政府方面,一是落实分类调控政策。结合房地产供需现状,对一些库存压力大,交易量和房价深度回调的城市,适当放松限购政策,尽量促进成交量和房价的新均衡;坚持双轨制运行,加大保障房供应力度,相比新加坡、香港公共住房覆盖面已分别达到82%和48.4%,将保障房在住房市场中的占比提高至30%。二是稳定保障房申请预期。实施保障房名单制管理,提高保障房申请全流程的透明度,将保障房建设规划、实施进度与申购需求紧密关联起来,给底层家庭明确、稳定的解决住房问题的预期,也使地方政府心中有数,合理把握建设进度。新加坡、香港是全球住房保障制度的成功典范,在解决公共住房问题上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给予申购者可能得房的一定预期年限的信息,并有过渡性制度安排,不会因为遥遥无期而转为对房价变化的过度关心甚至不满,对稳定社会心态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引导和鼓励房地产开发商的兼并收购,用市场化手段化解潜在风险。四是加强舆情的正确引导。房地产调整不可避免会影响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和销售策略,应引导舆论做好正确宣传,稳定市场预期,争取实现房价的逐步回落和房地产行业的软着陆。

  在金融监管方面,一是对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和监测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中之重;二是坚持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差异化运用和执行基础,可以在当前根据一套房、二套房等购房套数适用不同LTV的基础上,学习香港、新加坡经验,增加住房总价、持有目的、收入来源、按揭笔数等更多维度,鼓励不同地区银行、同一地区不同银行根据本地本行情况设置更具差异化的LTV,对商业物业、高价住房、非普通住房、出租房等投资用房的按揭贷款进行更精细化的管理。

  在银行管理方面,一是要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避免由于家庭DSR、房地产抵押品估值不准导致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二是要逐步推进压力测试工具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使用,不断提升压力测试在防范区域性和行业性风险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缓解不断加大的流动性风险压力

  在金融监管方面,一是要继续坚持使用存贷比工具[7],但可适时调整存贷比计算公式;二是加强监测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例(NSFR)两项新指标;三是可考虑借鉴香港金管局的做法,引入稳定资金要求(SFR)工具,要求信贷增速较快的银行,补充更多的稳定性强的融资来源,从而一石双鸟,将信贷增速的调控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结合起来,将影响系统稳定的特定风险内化为对单体机构更高的流动性管理要求。

  在银行管理方面,一是要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意识和技术水平,改变依赖同业和央行进行短期资金管理的习惯,加强对资产负债期限的主动管理,尤其要把短期期限的缺口控制在适当水平;二是要健全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机制,增强流动性应急方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压力情景下从金融市场而不是从央行获得应急资金来源的充分性和可靠性。

  在外部约束方面,借鉴国外经验,央行应对寻求额外流动性支持的银行实施惩罚性贴现利率,并加大市场信息披露,更好地发挥市场对金融机构不审慎经营行为的约束作用,以逐步改变商业银行对于央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过度依赖。

注:

[1]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s[M]. Washington, D.C.. IMF, 2009-04-30.

[2]3金融体系内一定程度的风险,能够促进金融业的正常发展。但当风险超过一定限值,则将威胁金融稳定。

[3]我国金融稳定图,由代表不同风险的射线构成,每条射线由对应的不同指标以相同权重加权构成,各条射线分为10个等级,其中等级5表示历史平均水平。在构建前要对照每一指标的历史动态,确定当前各项指标相对于其历史平均水平的百分比等级,然后构建得到金融稳定图,再据此判断各项指标的变动趋势,得出对当前风险状况和走势的判断评估。

[4]随着我国进入“三期叠加”时期,年均7%的经济增长率应已属于较为乐观的估计。实际测算中名义GDP以简单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根据历史经验,预估为2.5%)的名义年均增长率9.5%进行计算。

[5] 对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和口径,目前存在较大争议。为了对其投向进行完整分析,本文采用大口径定义。

[6]国家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1年6月;《2013年第32号: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12月。

[7]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的现实条件下,完全取消存贷比等同于放松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和管理,而这与目前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继续提升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我们主张坚持存贷比的使用。参见廖岷《存贷比、流动性覆盖率与净稳定资金比例的比较》,2012年9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刊。

参考文献

[1]包全勇. 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模型研究[J]. 金融研究,2008(8).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讨论磋商报告[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07.

[3]国家审计署. 2013年第32号: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R]. 国家审计署,2013(12).

[4]姜建清.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的转型[Z]. 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专题研讨会主题演讲,2014.

[5]廖岷. 全球金融监管热点问题与思考[J]. 比较,2008 (37).

[6]廖岷. 立实体经济之本 解金融问题之惑[R].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周报,2013(206).

[7]廖岷. 在金融深化背景下看待我国影子银行问题[J]. 新金融评论,2013(2).

[8]廖岷. 银行业风险未脱媒[J]. 新世纪周刊,2013(20).

[9]林采宜,王丽妍. 影响香港房地产周期的主要因素[R].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报告,2014-08.

[10]刘春航等.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度量框架的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2011(12).

[11]孙涛. 非常规的挑战[J]. 中国改革,2014(4.)

[12]翟金林. 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及防范研究[J]. 南开学报,2001(4).

[13]Acharya Viral. A theory of systemic risk and design of prudential bank regul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09, Vol.5, No.3.

[14]De Bandt O, Hartmann P. Systemic risk: a survey[R]. ECB Working Paper. 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0-11, 35.

[15]ECB. New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systemic risk[J].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2010-12.

[16]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s[M]. Washington, D.C.: IMF, 2009-04-30.

[17]Kaufman G.. Comment on Systemic Risk[J]. In G. Kaufman ed. Research in Financial Services Private and Public Policy: Bank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Systemic Risk.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Inc., 1995, 7: 47–52.

[18]Liao Min. China’s shadow banking is risky, but how risky? [N]. Financial Times, 2014-07-10.

[19]Mishkin Frederic. Comment on Systemic Risk[J]. In G. Kaufman ed. Research in Financial Services Private and Public Policy: Bank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Systemic Risk.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Inc., 1995, 7: 31-45.

[20]Rodríguez-Moreno María, Peña Juan Ignacio. Systemic risk measures: the simpler the better?[R]. BIS Paper, 2011, 60.

[21]Shen Lan, Green Stephen. China Our big real-estate developer survey[R]. Global Research.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2014.

[22]Tao Sun. Identifying Vulnerabilities in Systemically-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a Macro-Financial Linkages Framework[R]. IMF Working Pap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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