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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扩张政策难解结构性失业问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高善文 [ 2014-04-20 ] 共有0条点评

  提要:经济增长分别和城镇就业增速、工资增长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按年龄来分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劳动力极其短缺,而45岁以上人群出现严重供过于求;从学历来看,对职高、技校和中专毕业生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极其紧张,而大学及大学以上的毕业生就业状况一直没有改善。在现有结构下,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总体上还是平衡的,就业市场总量面临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尽管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经济增速还没有产生迫在眉睫的拖累。我们用保增长的总量政策解决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并不适合。

经济增速与城镇就业增速的关系

  关于就业问题。图1红线部分是2003年以来中国GDP实际增速,蓝线则是城镇就业增速,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和城镇就业增速之间总体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有助于回答很多人关于就业的困惑:为什么经济增速为7%,每年新增就业机会还能达到1200多万?而在拥有同样经济增速的1998年,即使要创造800万新增就业机会,仍然非常困难。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GDP是由存量资本和存量劳动力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增长动力来自于存量资本和存量劳动力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的经济积累。所以在操作中,我们将GDP的增长与存量就业增长相联系,而没有单纯地将每年新增就业的绝对数量与GDP增长相关——这么操作也没有道理——因为GDP以几何级数在增长,每年的新增数量都不一样。我们在使用这一指标的时候,可以看到过去十几年来这一关系非常明显,并且非常稳定。GDP的总体趋势是下行,且每一次GDP的反弹在就业层面都相应地反映出来了。
 
图1 经济增速与城镇就业增速

 

数据来源: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信证券。

  图2以散点图形式呈现了经济增速与城镇就业增速的关系。横轴是GDP实际增速,纵轴则是城镇就业增速,当然散点图对此进行了简化处理:虽然我知道这其中包含了大量可以讨论的技术细节,但在宏观上,如果我们用一个极其简单的框架去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结果本身应该是非常直观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单变量回归方程来看,每个数据都存在差分,其简单相关系数为0.68,R2为78%。任何简单进行趋势外推的计量研究,都将存在一定程度误差,以这一结果为基础,如果我们忽略推断的所有可能存在的瑕疵,假设经济增速跌到6.5%以下,那么这一关系所暗示的城镇新增就业将达到比1200万略高的水平;如果今年的实际经济增速仍在7%左右,那么新增就业人口数量将达到1250万。由于对区间的预测相对具有技术性,这一预测肯定存在误差,对于这一预测我们可以向下放宽2个标准差来看。但其中的核心要点是,在现有就业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际比我们以前认知和理解的要多得多。
 
图2 经济增速与城镇就业增速散点图

 

数据来源: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假定2014年经济增速分别为6.5%、7%、7.5%,预计对应城镇就业增速3.1%、3.2%、3.3%,新增就业人口1217万、1256万、1295万。

经济增速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的关系

  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彼此对不上的情形,因此以上关系也可能来自于数据误差。在统计局所有数据中,哪些数据最靠得住,哪些数据又最靠不住呢?我的经验是,最靠得住的是价格数据,比如CPI和食品价格的数据是非常靠谱的,最靠不住的则是投资和就业的数据,这两套数据的偏差极其惊人。尽管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年里,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存在一个简单的强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完全可能来自于数据误差。

  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把就业数据替换成为城镇职工工资增长,对就业人口进行数据统计相当困难,比如家里新雇佣保姆是否应计入城镇新增就业呢?新雇保姆对市场确实存在边际影响。相对来讲,城镇职工工资的定义比较简单,数据相对容易获取,特别是在处理成增速以后,数据的可信性明显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处理GDP实际增速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的关系,职工工资的数据不是名义增速,我们选择将CPI指标名义增速处理成实际增速。2007年以来中国的CPI和PPI之间的裂口越来越大,当经济增速为7%时,CPI均在2%以上(CPI的历史数据大都在1%以下),因此用PPI来处理工资增长的结果将高得多,用CPI处理则会使得结果相对不利。
 
图3 经济增速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

 

数据来源:统计局,安信证券。

  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相对明确,联系也很紧密。我们同样将其处理成散点数据,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就业数据显示的那么强,但仍然不弱:两个变量y与x之间的系数为0.76,R2为0.62,对实际样本进行一阶差分后的结果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一结果告诉我们,在现有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就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与劳动力供应增长而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有非常大的改善。
 
图4 经济增速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散点图

 

数据来源:统计局,安信证券。

农民工市场工资增速加快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2013年,城镇职工收入增长率还不到8%,加上通货膨胀后,每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长达到10%(这个数字并不低)。90年代后期国家对市场进行了调整,当时的经济增速大约为7-8%,连续几年的工资增长折算下来,也不见得比这个数据更好。但在中国城镇职工工资调查中,所覆盖的市场可能只是城镇就业的一部分,城镇职工样本可能连全体劳动力的50%都没有覆盖到。

  因此我们仅仅用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在城镇就业之外存在另一个很大的市场——农民工市场。图5可以看到农民工工资的增长趋势,在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处于7%-8%区间,工资平均增长率是3%-4%,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非常接近,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进入2003年后,农民工工资总体开始逐步地加速爬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农民工工资的名义增长率接近15%,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增速非常高。换个角度来讲,从工资增长的情况来看,城镇就业的另外一个领域——农民工市场劳动力过剩并不严重,劳动力市场的松驰并不严重,这一结果同城镇就业总增速的数据是能够对应的。
 
图5外出农民工月均工资名义增速

 

数据来源:统计局,其他民间调查数据,安信证券

2008年之前与之后数据不可比。2002年之前数据点偏少,此处选取的是年均增速。

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

  我们可以再来观察相对结构化的数据,比如求人倍率。我认为求人倍率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局限。就求人倍率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来看,2006年这个数据基本处在波动上行的趋势中,但是城镇职工工资增长并不呈现为这样的趋势。求人倍率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中国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中国城市就业人口登记的基本都是没有受到很好教育的农民工和技术工人,而博士及政府公务员离开单位却不会在这个市场进行登记,即这个市场覆盖的人口数量庞大,但面向的却是相对低端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求人倍率与农民工工资的趋势一致。
 
图6 求人倍率:按年龄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安信证券。
 
图7求人倍率:按学历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安信证券。

  2001-2003年,农民工的工资增速总体呈现为波动上行,即便是在2009年后经济增速转头往下,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也有所提升。求人倍率覆盖的是相对低端的劳动力市场,总体来讲这个相对低端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供应呈现为缩减趋势。

  我们一起来观察求人倍率的变化,首先按年龄来分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劳动力极其短缺。求人倍率最高集中在25-34岁,紧接着是35-45岁,严重供过于求的则是45岁以上。我怀疑主要原因是,45岁以上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度下降。另外,相对有所改善的是16-24岁这类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他们存在的问题是,刚刚进入市场,除了自身体力优势之外,缺乏技能。

  另一个观察角度则是按照学历来区分求人倍率市场。按照学历来区分是不公平的做法,因为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较少进入市场,我们覆盖的样本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这个层面上存在偏差。在成人样本存在瑕疵的情形下,市场对职高、技校和中专毕业生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极其紧张,并且在这几年表现得最为明显。

  而就业状况一直没有改善的是大学及大学以上的毕业生。现在这个人群的就业难度与2003、2004年相近,即十几年来就业难度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但是对于高中、职高毕业及初中以下学历,就业情况是最好的,求人倍率上升得非常快。

  以上是我们基于数据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的结构性解读。基于总量数据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绝对数量实际上是不少的。即便经济增速略低,就业市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能够达到与政府公务员工资增长水平相近的15%,平均名义工资增长并不少,在经济箫条的大环境下,平均每年工资能增长10%,社会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200-1300万。但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这可以概括成两方面:拥有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始终很大,与十年前相比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此外45岁以上人群的就业压力也没有得到缓解。除此之外,其他人的就业状况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包括起薪水平以及工资增长速度。

  对此结构性问题我存有两个疑问:第一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第二是针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提两个猜测性的观点,对45岁以上群体来说,我高度怀疑与其体力技能下降有关系,45岁以上群体来到大城市打工,他们的孩子要上大学,自己居住在地下室,所要承受的压力非常大,群体本身的体力和技能可能很难承受。至于大学生市场,粗浅地讲这也许与大学扩招有关,进一步我们可以想到,也许这与中国大学教育对学生的训练和未来工作机会对技能的需求极其不匹配有关。

  如果我的上述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就涉及到政策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假如中国就业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性层面,那么现在所运用的缓解上述两个就业市场遭遇困难的干预总量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发展的政策,可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4万亿政策可能更多刺激的是对职高毕业生、30岁左右就业人群的需求,而对他们的需求本来就非常旺盛。反之,对于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干预的劳动力市场而言,并不见得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现有结构下劳动力能够实现供求平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图8的红线部分显示,城镇就业人口增速与GDP增速是高度统一的,蓝线部分是中国适龄(16-61岁)劳动人口增速。进入2012年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已经转为负增长,并且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持续地负增长。适龄劳动人口转入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大规模的战争和瘟疫结束使得社会安定,因而带来了人生出口率飞速提升,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都能观察到。当这一代婴儿潮开始离开劳动力队伍,而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800万远小于离开人口,这就是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重要背景。这说明一方面全社会城镇部门每年可提供超过1200万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出现快速下降。
 
图8 城镇就业增速与适龄劳动人口增速

 

数据来源: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信证券。

  为了客观地描述这一现象,我们定义了一个指标——城镇就业渗透率。这个指标的分子是城镇就业人口,分母是适龄劳动人口,衡量的是适龄劳动人口在城镇工作和获得收入的份额。这个指标的趋势是向上的,对指标进行拆分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镇就业渗透率的变化(图9)。2011-2013年的城市就业渗透率的增速甚至超过了2007年就业市场最紧张的高点,2007年经济增长了14%,城镇就业增速应该在4%左右,然而在职工工资增长非常快的前提下,城市就业渗透率还没有2011-2013年高。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创造就业的数量不错,另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在快速下降。我们可以极端地设想,假设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数量为零,由于未来适龄劳动人口会出现快速下降,即便城镇不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当前的人口结构都不能完全地填上这个缺口,更何况我们预见到将来城镇新增就业机会每年不可能低于1000万,甚至不会低于1200万。
   
图 9 城镇就业渗透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信证券。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到上图的散点图(图10)。图10右下角的三点是2011-2013年的数据,把这几个点拿掉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城镇职工工资增速与就业渗透率之间存在比较明确的线性关系。要提高城镇就业渗透率,必须以工资的提高来吸引更多人群的求职积极性。当我们加入2011-2013年这三年的数据后会发现,它们和以前数据所表现出的趋势不一样。

  这个事实既有正面影响,也会带来负面效应。我们理解的是,每年因年龄老去而离开劳动力队伍的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因此他们所腾出来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在农业生产之中,而农业生产的边际产出较低。现在每年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基本都在城镇部门,不管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新增劳动力边际产出相对较高。这一结果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尽管城镇适龄劳动人口在快速下降,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还不明显。
 
图10 GDP实际城镇就业渗透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信证券。

  负面影响则是,尽管适龄劳动人口在下降,城镇每年仍然需要创造一定数量就业机会。由于城镇离开就业队伍的人员数量较少,我们假设60岁这代人平均有30%的时间在城镇生活,70%在农村生活,这意味着这些人每年在城镇腾出的就业机会大约为500多万。如果城镇每年新创造就业机会1200万,那么城镇每年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是1700-1800万,而每年新增进入劳动力队伍的适龄人口在1800万量级上。

  在这些相对粗浅的假设下,我们可以看到,在现有结构下,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总体上还是平衡的,就业市场总量面临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尽管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经济增速还没有产生迫在眉睫的拖累。我们用保增长的总量政策解决城镇部门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并不适合。

  总之,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来看,如果保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保就业,而这意味着保稳定,那么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三个字——放松点——领导的心态需要放松,目前经济和就业形势一切尽在国家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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