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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经济数据背后的逻辑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高善文 [ 2013-10-26 ] 共有0条点评

  提要:无论是经济的总供给变化、总需求变化,还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均可对总产出、经常账户盈余和价格水平产生同步影响。基于此,文章的模型有三个收入变量: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和外部需求。这三个变量的变化会引起价格、总产出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变化。这个分析框架不需要将总量数据全部假定为投资、消费和出口,相反,框架可以对总量数据进行平衡、对称的处理。

传统总需求分析模型的弊端

  一百年前,英国大文豪箫伯纳曾说:即使是一只鹦鹉,只要它懂得供求,也能成为经济学家。这句话反映了任何经济分析都离不开供应和需求。宏观意义上总量层面的分析,也只是将需求和供给进一步扩大成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概念。这种经济总量的分析逻辑十分简单,但操作中的基本问题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存在现实形式,这两条曲线仅仅存在于分析逻辑中和教科书里,并不见于现实。

  由于这些概念既有非现实性,又对经济分析很重要,在使用中需要进行简化。例如,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将需求分为出口、消费和投资,无论是单独分析其中的一项,还是共同分析三项,其实都是从需求角度解读总需求的变化。然而,这一分析框架经常产生误导性的结论,这种误导性来源于其背后假设,即总供给不变。如果假设总供给不变或者匀速变化,就可以将经济总量数据的变化视为经济变化。但是,没有强有力的逻辑或证据可以证明总供给不变。事实上,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变化和总需求一样,是剧烈而难以预测的。

  于是,如果经济数据变化主要由总供给变化导致,基于三大需求分析的立足点就已经错了。基于需求的分析框架之所以非常流行,主要因为如果不假设总供给曲线不变,很多供求模型难以处理。

总供给、总需求同步变化的分析框架

  基于这一现状,可以使用一个同时对供给和需求进行处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较好避免以上分析框架导致的偏误。该方法有以下几个假设:第一,任何经济体都可分为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这两个部门在经济数据波动层面基本同向,因此经济数据的表现也是同向。第二,该模型下的经济体为开放型经济体,贸易量很大。第三,假设经济体是实行固定汇率的小型经济体。第三个假设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可以在不影响分析结论和方向的前提下,简化分析过程。

  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将经济体可贸易部门的可贸易商品自上而下加总后,即可得到可贸易部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也即所熟知的供求曲线结构(图1)。由于该经济体是开放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下的小型经济体,因此该价格曲线中价格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在图中PT给定的前提下,可以得出两个结果。第一,PT与供给曲线的交点是经济体总产出水平,与需求曲线的焦点是经济体内部的总需求。第二,总产出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即为该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

图1 可贸易部门的供给与需求

 
 
  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经济的总供给变化、总需求变化,还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均可对总产出、经常账户盈余和价格水平产生同步影响。基于此,该模型中有三个收入变量: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和外部需求(图2)。这三个变量的变化会引起价格、总产出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变化。这个分析框架不需要将总量数据全部假定为投资、消费和出口,相反,框架可以对总量数据进行平衡、对称的处理。为了考察分析框架的可应用性和解释力,举以下几个案例。

图2供应释放对可贸易部门的影响

 

案例一:2005年—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驱动

  由于某种未知因素,经济总供给曲线外移。利用上述模型可得到三个结论:第一,经济体产出水平扩张,即经济增速上升;第二,经常账户盈余增加;第三,外部价格水平基本不变。由于这三个同步发生的变化在其他冲击下不可能同时出现,从而成为识别供给冲击的唯一指标。

  观察2005年—2007年中国经济数据(图3),其最大特征是经常账户盈余出现大幅扩张,这种大幅扩张可能是由于总需求下降、外部需求上升或总供给扩张。但是,中国同期经济增速从不到9%上升为接近15%,有加速增长趋势(图4),同时考虑贸易盈余的大幅扩张,可以排除总需求下降的可能。所以,2005年—2007年经济数据的变化趋势只存在两种解释:第一,当期的外部需求大幅上升;第二,当期中国供给曲线大幅扩张。然而,图3中显示的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期工业生产情况中,这些经济体的工业生产增速稳定(图5)。同时图6中显示了同期贸易品的价格。年度数据中,2005年—2007年的可贸易品价格下降。结合图3至图6中的数据,基本可以排除外部需求扩张的可能。另一个排除外部需求扩张可能的方法是,观察2005年—2007年中国实际出口增速和出口贸易量,如果剔除价格因素,这一时段内增速和出口贸易量也是稳中有降(图7),与此同时,观察期内人民币有效汇率大体稳定(图8)。此外,对中国同期不考虑食品价格的所谓核心通货膨胀进行研究后,这一数据也是稳中有降(图9)。结合以上几方面,同样可以排除外部需求扩张的可能。综上,在新的分析框架下,2005年—2007年影响中国宏观数据的原因只有一个:同期中国的总供给曲线存在大幅扩张。正是由于供给曲线的大幅扩张,才拉动了经济增速,同时带来了经常项目盈余扩张并导致国内和全球价格水平出现稳中有降。

图3 贸易盈余占比上升

 
 
图4 排除内需萎缩:国内总产出扩张

 
 
图5 观察外需:发达与新兴工业产出同比

 
 
图6 观察外需:可贸易品价格

 
 
图7 观察外需:中国出口额和出口量同比

 
 
图8 观察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

 
 
图9总供应释放相关证据:核心CPI低位运行

 
 
  如果仍旧使用传统的总需求理论,就会从投资、消费、出口等消费角度入手,基于汇率低估来研究这些问题,从而得到外部需求旺盛等结论,但是这个立论点是错误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个时期内的需要分析和预测结果与经济数据走势总是出现严重背离,这是因为对经济走势的理解方式存在偏误。

案例二: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两次轻微加速的对比分析

  过去12个月中,中国经济曾出现两次轻微加速,一次是2012年9月到2013年1月,另一次则是2013年7月到2013年9、10月。两次轻微加速均表现为经济增速上升,但是在贸易层面的表现有差异。第一次加速中经常项目盈余扩张,第二次加速中经常项目盈余下降。将两个阶段合并考察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两次经济增长加速中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次加速的主导力量是外部需求,而第二次加速的影响因素则是国内需求冲击。如果不是这样的原因,就无法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经济数据。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首先考察价格因素—中国工业品价格和美国工业品价格。上述第一次加速中,美国和中国的工业品价格均出现大幅上升,美国尤甚。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同期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汇率和工业价格均出现相同变化。2012年9月到2013年1月,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资料价格均出现了急剧上升,上升趋势有加速。这一加速带动了中国价格的上升,进而带动盈利上升和经济增长。这是第一次加速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二次加速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判断。通过判断,可以认为,这次加速主要源于存货调整,而不是需求扩大。

  以上案例告诉我们,在经济总供给不变的前提下对消费、出口和投资进行分析缺乏依据。诚然,根据发达经济体的以往经验,这种假设下的模型分析结论不会经常出问题,当然也有例外。1997年美联储内部的分析模型给出结论认为,美国将经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美联储决策人员对模型的结论不以为意,这是因为模型中未能捕捉到美国供给增长加速这一因素。如果说发达国家供给受到的冲击较小,那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受到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同样频繁的。这时,传统总需求分析方法的结论错误发生率就会大大增加。

案例三:2005年—2007年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剖析

  2005年-2007年的中国核心问题是供给变化。然而,需要进一步考察,当期中国的总供给为何会上升?影响因素又有哪些?需求的影响因素有三个,是消费、投资和出口,总供给的影响因素也是三个,劳动力数量和供给意愿、有效资本存量以及技术。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增加或进步,都会对总供给产生正的影响。那么,2005年-2007年中国经济总供给的扩张是由于哪个因素?仍然使用排除法分析。

  首先,假设总供给扩张源于劳动供给增加,则当期就业市场数据一定显示就业总量增加且工资水平下降。实际数据显示,当期劳动力市场就业增速确实出现了大幅上升,从3%上升到4.7%(图10),这种增速和跨度多年未见。但是,实际数据也显示,当期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也出现了上升(图11),且上升幅度多年未见。以上两组数据合并起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可以排除劳动力冲击的影响,所以2005年-2007年的总供给扩张不是源于劳动力变化。

图10 城镇就业增速上升

 
 
图11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指数

 
 
  其次,考察资本存量变化。第一,资本存量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滞后。例如,当期购买的设备经过安装、调试等过程,可能两年以后才能带来产出。这种滞后效应随行业而变化,因此无法确定。第二,有效资本存量的加速增长为企业盈利以及就业、消费和其他价格相关数据都可以带来可识别的影响。因此,可以尝试观察资本存量增长来解释总供给扩张。中国的经济数据显示,2002年-2004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经历了井喷式增长(图12),因此对2005年-2007年的总供给扩张带来正面影响符合常理。

图12 资本存量上升的原因

 
 
  最后,分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在以往研究中,技术进步的加速都作为计量模型中的残差项处理,需要事前对其进行预测。从这个意义来看,无法排除技术进步加速的可能性。但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说明2005年-2007年总供给扩张不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第一,固定资产增长才是带来资本存量加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可以反复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有周期性地反复上升和下降。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不太可能在技术进步中产生。第二,如果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总供给上升的最重要原因,则使用新的分析框架,2005年以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将会导致我国经常项目盈余缩窄,进而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这个结论的背后逻辑是,2005年-2007年经济增速来自于总供给扩张,从而引起经常项目盈余伴随经济共同扩张。按照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供给扩张的滞后效应,可以预测2008年前后总供给将停止扩张,从而体现为经常项目盈余收缩。如果按照技术进步机制,则不能得出这个预测。事实上,经济数据显示,2007年底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进入加速收敛(图13),中国经济进入了供给收缩带动的趋势下降过程。

图13贸易盈余占比(%)

 
 
  从案例三可见,新的分析框架能够很好解释,并预测经济形势及其背后机制。

  当然,2007年以来经常项目盈余收缩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另一个强有力解释为外部需求下降。诚然,金融危机中,外部需求下降和全球价格下降也会带来同样结果。但是,新框架提供的解释和外部需求下降这一解释之间存在一个相互排斥的因素,即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所有数据的变化均来自外部需求收缩,国内不可贸易部门同期的通胀压力一定大幅下降。但是,如果供给收缩是背后主导原因,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通胀压力应该上升。研究后发现,国内不可贸易部门当期存在通货紧缩压力。由此,无法排除国际需求下降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能与新框架下总供给收缩的影响各半,甚至更小。

注:

[1]本文为作者在10月26日CF40第17期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暨第86期双周内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未经作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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