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金融中坚智库
主页 >学术交流 >密报 >中国巨型企业的盈利能力剖析
字体大小[] [] []
中国巨型企业的盈利能力剖析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孙明春 [ 2013-10-08 ] 共有0条点评

  提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做大做强的目标似乎已经达成。但是,我们通过对《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的经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企业巨人虽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但它们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国外同等规模的企业来说还有很大差据。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经济下行时盈利迅速恶化、亏损的国企缺乏及时有效的退出机制,恰恰是中国企业和经济制度依旧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要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我们要在行业或业务准入、金融监管、资源与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做更大胆的改革,尽快放松过多不必要的行政管制措施,为中国大企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

  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做大做强”一直是它们追求的目标。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企业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已开始迅速下滑,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压力日益迫切。如何维持并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家面前的重要挑战。

  在最近公布的2013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排名中,共有38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上榜,而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的数量从2012年的69家跃升至85家,连续两年蝉联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一结果令很多人欢欣鼓舞,被作为中国企业已经“做大做强”的佐证。

  然而,我们通过对《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的经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充其量只能称作“大”企业,而不能称为“强”企业。上榜的中国非金融企业在股本回报率(ROE)、资产回报率(ROA)、净利润率、资产周转率、人均创收等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指标上都远远落后于全球500强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大陆企业的杠杆率(或资产负债率)则远远高于国际平均,令人怀疑这些中国的企业巨人所采取的外延型的扩张模式是否可以持续。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做大”的目标也许并不难实现,但“做强”的目标却任重而道远。要实现这双重目标,我们必须在行业或业务准入、金融监管、资源与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做更大胆的改革,尽快放松过多不必要的行政管制措施,为中国大企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否则,中国在《财富》“全球500强”入选企业数量排名第二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企业巨人的崛起

  过去十多年,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企业的规模也迅速发展壮大。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排名中,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的数量从2001年的11家增加至2013年的85家,连续两年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这一上升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尤其在2013年,全球31家新上榜500强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16家)来自中国大陆。显然,中国企业巨人的崛起已毋庸置疑。

  从2013年上榜的85家大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其中国有企业74家,民营企业11家,显然是国有企业为主导。相比2012年度上榜国有企业为61家、民营企业为8家的结构来看,民营企业占上榜企业的比例从11.6%略微提高至12.9%。

  另外,大陆上榜的85家企业中,有14家为金融机构,其中10家为商业银行,4家为保险公司。但这14家金融机构在2012-2013财年的利润总额达到1551亿美元,占到所有85家大陆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61%。而71家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总额仅有998亿美元,占所有大陆上榜企业利润的39%。大陆金融企业的利润之丰厚从此可见一斑。

  在这71家非金融企业中,有64家为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其总收入占全体上榜非金融企业总收入的94%。国有大企业在中国非金融部门中的领导地位显而易见。

中国企业大而不强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财富》杂志所评选出的“全球500强企业”,是按照企业的营业收入来排名,而不是按照利润总额。因此,准确地说,《财富》杂志所评选出的是“全球500大企业”,而不见得是“全球500强企业”。

  举例来讲,在2012-2013财年,中国大陆上榜的71家非金融性企业,其营业收入总额为3.9万亿美元,占500强中所有非金融企业收入总额的16.0%。然而,这些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只有998亿美元,仅占所有上榜非金融企业利润总额的9.1%。这表明,上榜的中国非金融性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收入规模并不匹配,它们只是“大”而并不见得“强”。

  对股东而言,股本回报率是衡量一个企业盈利能力的终极指标,是反映一个企业经营效率高低和核心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在2012-2013财年,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即总利润除以总股本)为11.8%。如果以此排名,中国在所有38个拥有《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上榜经济体中位居第15位。虽然这远远落后于中国按上榜企业数量排名第二的地位,但11.8%的股本回报率和排名第15位看起来也不差。相比之下,日本上榜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在2012-2013年度仅有6.8%,新加坡仅有9.6%,而德国也仅有9.4%。与这些国家的上榜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似乎有更强的盈利能力。

  然而,考虑到2012年中国高达7.7%的实际GDP增长率,11.8%的股本回报率并非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理论上讲,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所在经营地的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因为企业在经济繁荣期远比在衰退期更容易盈利(这也是为什么股票市场总是对宏观经济数据反应如此敏感)。举例而言,去年意大利实际GDP增长为-2.4%,上榜《财富》全球500强的意大利企业上一年度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仅为4.1%;去年西班牙实际GDP增速为-1.4%,其上榜企业平均股本回报率仅为5.5%。这两个国家的上榜企业出现较低的股本回报率显然与本国经济衰退有关。相反,处于经济繁荣期中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去年GDP增速都在6%左右;相应的,其上榜企业的股本回报率都高于16%。考虑到日本、新加坡和德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在2012年都不足2%,其上榜企业能够取得6-10%的股本回报率实属不易。

  为了展示上榜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所处经济环境的关系,我们把38个上榜经济体在2012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及其上榜企业在2012-2013财年的平均股本回报率做成散点图,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上榜企业11.8%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与中国高达7.7%的实际GDP增长率并不匹配,而是显得偏低。这表明,虽然中国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看起来不错,但其盈利能力在同等经济环境下相比国际竞争对手却未必那么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上榜企业11.8%的平均股本回报率实际上是被拥有巨额垄断利润的商业银行所抬高的。上榜的14家中国金融机构在2012-2013财年的平均股本回报率高达18.1%,仅次于俄罗斯的上榜金融机构。这主要归功于10家上榜的商业银行,其平均股本回报率高达19.0%,而4家保险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仅为5.6%。显然,利率管制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丰厚利差、社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受管制过多而不得不依赖商业银行的销售与融资渠道等等,都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了较高的垄断性盈利。

  除去14家金融机构,其余71家上榜的中国非金融企业在2012-2013财年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仅为7.7%。如果以非金融企业的股本回报率为标准,中国大陆在所有上榜的38个经济体中仅能位列第30名。相对于去年7.7% 的实际GDP增长率而言,这个水平的股本回报率明显偏低,中国非金融性企业的盈利能力之弱显而易见。

  其实,中国非金融企业大而不强不仅仅反映在股本回报率这一个指标。根据《财富》杂志所公布的数据,我们还计算了所有经济体上榜非金融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总利润/总收入)、资产周转率(总收入/总资产)、杠杆率(总资产/总股本)、资产回报率(总利润/总资产)、及人均创收(总收入/总雇员数)。除了杠杆率高居第六之外,中国在所有其它指标的平均值在38个上榜经济体之中的排名都在20位以下,而且绝大部分是在30位以下(见表一)。这表明,中国上榜非金融企业虽然营业额位居世界前列,但其经营效率相对于同等规模的国际竞争对手而言还有较大的差距。

表一:2013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有关指标及中国排名

 

全部上榜企业

上榜非金融企业

指标

上榜企业数量(家)

股本回报率(%

股本回报率(%

利润率(%

资产周转率 (次)

杠杆率 ()

资产回报率(%

人均创收(万美元/人)

计算方法

企业数

总利润/总股本

总利润/总股本

总利润/总收入

总收入/总资产

总资产/总股本

总利润/总资产

总收入/雇员数

中国(大陆)排名

2

15

30

30

24

6

33

35

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平均值

 85

 11.8

7.7

 2.6

 0.72

 4.2

 1.8

 28.5

全球上榜企业平均值

500

 10.5

 11.4

 4.5

 0.74

 3.4

 3.4

 43.9


来源:《财富》杂志 (sheet:China)

中国非金融企业盈利能力剖析

  理论上讲,股本回报率可以拆解为以下三个分项:

股本回报率 = 利润/股本
   = 利润/收入 × 收入/资产 × 资产/股本
   = 利润率 × 资产周转率 × 杠杆率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逐项分析利润率、资产周转率和杆杠率来找出中国上榜非金融企业股本回报率偏低的症结所在。

  (一)利润率(利润/收入)

  在2013年度的《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的71家非金融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2.6%。若以此为标准对38个上榜的经济体进行排序,中国大陆位居30位。看来,中国上榜企业过低的利润率是导致其股本回报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利润率会受经济景气的影响,与GDP增长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因此,考虑到中国GDP增长率去年高达7.7%,中国非金融企业如此之低的利润率令人吃惊。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偏低,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上榜的中国非金融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的中低端行业中,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差异性产品,大多数企业主营产品同质化,只能把精力集中在价格竞争上,导致毛利润率偏低。在毛利偏低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扩大利润,就只能通过产能扩张和营销活动来增加产量和销量。产能扩张导致杠杆率提高、利息成本与折旧成本迅速扩大;而过度的营销活动也导致各种需要摊销的营销成本居高不下,大大压低了整体的销售利润率。这种“以量取胜”的模式虽然有助于企业扩大规模,却难以保证企业获得可持续的盈利增长。

  二是很多国企可能存在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从我国上榜非金融企业的人均创收(即总收入/雇员数)可窥一斑。大陆上榜的71家非金融企业的人均创收为28.5万美元/人,在38个上榜经济体中排名35位。由于上榜的大陆非金融企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很少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因此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上榜企业在人均创收水平上的差别应该不是反映了行业差异,而更多是反映了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值得欣慰的是,并非所有中国上榜非金融企业的人均创收都那么低。如果按所有权分类,大陆上榜的64家国企的人均创收仅有27.8万美元/人,而7家民营企业的人均创收却高达49.2万美元/人,整整高出77%,而且高于全球上榜企业均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上榜企业劳动生产率偏低的原因可能更多是体制性的,而不是行业性的。

  三是政府在价格、业务准入等多方面的管制可能也是压低中国上榜企业利润率的原因之一。比如说,政府在电价、水价、煤价、油气价格等方面的行政性管制、价格指导、在相关资源品的开采或进出口等方面采取的长期性或临时性的限制等等,可能对石油、电力、矿产资源等行业的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中国上榜的71家非金融企业中,有19家矿产资源类企业,其平均利润率为2.0%;5家石油企业,其平均利润率为3.7%。相对于同年上榜的其他经济体的同类企业,这两类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皆明显偏低。当然,上述管制也可能形成一些垄断机会,对这些行业中的现有企业形成保护,抬高其利润。比如,上榜的10家中国能源电力企业和3家电信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都高于其国际同行。

  最后,由于我们所用的利润数据是《财富》杂志所公布的企业税后利润,因此,名目繁多的企业税费负担、股债结构失衡导致的杠杆率过高及其带来的利息成本过重,以及国企所承担的各色各样的社会责任,可能也是压低中国上榜企业利润率的原因。

  (二)资产周转率(收入/资产)

  资产周转率是考察企业资产运营效率的一项重要指标,它反映企业经营期间全部资产从投入到产出的流转速度,从中看出企业全部资产的管理质量及利用效率。今年上榜的71家大陆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为0.72,在全部38个上榜经济体中排名第24位,虽然比利润率的排名要好一些,但仍然属于落后者的行列。

  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周转率低,主要体现在国企中。今年上榜的64家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仅为0.70,而7家民营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却高达1.34。如果把大陆上榜的民营企业单独列出的话,其资产周转率在所有38个上榜经济体中排名第七。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它再次说明,企业的所有制属性的确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由于民企筹集资金、增加资本投入的能力弱于国企,迫使它们努力提高现有资产的利用效率,因此其资产周转率更接近于新加坡、印度、印尼、泰国等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反,由于国企融资能力较强、融资成本较低,往往难以控制扩大产能的冲动,一味追求市场份额上做“大”,而不重视资产经营效率的提高,导致其资产周转率低下。

  值得注意的是,《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上榜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似乎与其所在经济体的发达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例如今年上榜的泰国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达到1.68,印度为1.36,印尼为1.73。与之相反,发达国家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往往较低,如日本今年上榜的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仅为0.45,法国为0.60,而英国则为0.84。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或许反映了经济学里常讲的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往往存在资本供给不足的现象,因此其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较高,在企业财务上则体现为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较高,资产周转率较快(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对应指标)。然而,随着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其边际产出会逐渐降低。这也许是为什么新兴经济体的企业看起来比发达国家的企业有更高的资产周转率。当然,有些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势来减缓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速度。例如美国今年上榜的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仍旧高达0.95,而荷兰企业则高达1.19。

  如果上述假说成立的话, 作为人均GDP只有3348美元(2005年不变价格)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周转率之低是惊人的。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泰国,仅有美国的十三分之一,但我们上榜的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资产周转率却只有0.70,明显低于相似收入水平的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和印尼),甚至低于一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荷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

  (三)杠杆率(总资产/总股本)

  虽然大陆上榜的非金融企业在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指标上落后于大多数国际同行,但它们通过使用较高的杠杆率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在股本回报率(ROE)方面的差距。

  在2012-2013财年,大陆上榜的71家非金融企业的平均杠杆率(即总资产除以总股本)高达4.2倍,在38个上榜经济体中排名第六,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4倍。其中,64家国企的平均杠杆率为4.2倍,7家民企的平均杠杆率则为4.0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其中矿产资源类企业平均杠杆率为4.5倍,能源电力类企业达4.8倍,明显高于同年上榜的国际同行。

  中国大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内商业银行考虑到贷款的营销成本、监管成本、坏账风险、以及放贷人员个人责任等因素,在贷款决策时一向更青睐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这令大企业(尤其是国企)在融资方面相对比较容易,贷款利率也比较优惠,变相鼓励了大企业的融资冲动。在企业普遍存在“做大做强”的愿望下,企业依靠大量借贷来扩张经营规模就变得司空见惯。第二,由于国内在金融监管方面还存在过多的行政审批要求,企业在股权融资方面(包括IPO和再融资)还存在很多的障碍,而且一些重要的金融工具(如优先股等)还不被允许,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债权融资,这也在事实上推高了企业的杠杆率。第三,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诸多原因,在一些资源性、垄断性行业,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然存在过度强调国有控股的倾向,使得相关国有企业在通过向私营部门发行股票来实现股权扩张或转让等方面还存在类似“玻璃门”之类的现象。在政府自身缺乏财力为国企补充资本的情况下,这些国企的经营扩张就只能依靠借贷,从而增大了其杠杆率。第四,由于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较低,获利能力较差,因此通过利润留成来补充资本、实现内生型增长的能力也较差,因此必须依赖借贷,导致股本的增长无法跟上资产的增长。

  由于股本回报率(ROE)还可以拆解为:

股本回报率  = 利润/股本
   = 利润/资产 × 资产/股本
   = 资产回报率 × 杠杆率

  因此,如果将杠杆率的因素从股本回报率中剔除,只计算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中国上榜企业的均值为1.8%,远低于500强的平均值3.4%,在上榜的38个经济体中排在33名。因此,从资产回报率这个指标来看,中国非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之弱是毋庸置疑的。

潜在的风险与挑战

  很多人以为,虽然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和盈利能力偏低,但由于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而且经济增长依然处于世界前列,企业未来的总体盈利应该不会很差,只是增速快慢的问题。然而,我们担忧,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断降低,中国企业的这种“以量取胜”的商业模式也许很快就难以维持,很多企业也许很快就会从盈利变为亏损。这种粗放型、高杠杆率的企业发展模式不但给企业自身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而且将给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很大挑战。

  (一)国企利润率对经济增长过度敏感

  跨国数据比较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包括股本回报率和利润率)与本国经济增长率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其企业的盈利能力也相对较强,反映了经济增长对企业盈利的重要性。由于同样原因,经济增长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也会影响本地企业在不同年份的盈利能力。历史数据表明,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在中国表现明显,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利润率对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过度敏感的现象。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史数据来看,1999年至2011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成本利润率(总利润/总成本)与GDP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89%。我们认为,这种高度敏感性源于多数国企以不断扩大产能、追求市场份额为目标的外延式、粗放式的商业模式。由于国企倾向于不断扩大产能,其固定成本增长迅速。当经济高速成长时,国企的销售收入增长也很快,足以覆盖其固定成本的快速增加。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国企的销售收入增速也随之降低,但其固定成本的扩张却无法立即停顿,难以完全摊销,这必然对国企的利润率产生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大部分企业缺乏差异性产品和核心技术,在经济增速放缓时,为保持销售总额的成长目标,企业只能通过价格竞争来扩大销售或维持市场份额,这对于本已经偏低的毛利润率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毛利率的降低当然会直接影响到净利润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的成本利润率虽然也与GDP增速正相关,但其相关系数仅为23%。显然,民营企业更加注重盈利,而非单纯地追求市场份额,这使得它们在经济下行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成本优势。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国企和民企利润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性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来源于样本自然选择的偏差。由于亏损的民企相对于亏损的国企更容易被市场淘汰,民企的破产与倒闭使得存留在样本中的民企往往是盈利能力相对较强的,因此其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相对较低。相比之下,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亏损的国企往往不会很快破产或倒闭,因此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有更多的亏损国企依然留在国企样本中。例如,今年上榜《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中国大陆企业中,有10家出现亏损,其中9家都是国企。这种僵化的体制拉低了整个国企样本的平均利润率,使得国企利润与实际GDP增长率呈现出更大的相关性。

  企业利润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敏感性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高速成长期,这一敏感性可以带来企业利润的快速成长;但是在经济放缓期,企业利润或利润增速的下滑也会相当剧烈。在1999-2007的那段经济上升期,中国企业已经充分享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然而,我们判断,自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长达十年左右的下行轨道, 我们预计实际GDP增速将从2012年的7.7%逐步降低至2017年的6%以下。由于国企利润率与GDP增速间的高度相关性, 这意味它们在未来几年中的盈利能力将面临巨大挑战。一旦GDP增速低于6%,我们担心相当一批国企会出现亏损。与此同时,不断推进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和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也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高利润率变得难以为继。届时,这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会对就业、税收、银行贷款资产的质量、以及资本市场等多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过去被经济高增长所掩盖的经营效率低、盈利能力差、和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将逐渐浮出水面。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二)高杠杆率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挑战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其危害也不言自明。但大部分分析都集中在企业所面临的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或期限错配风险等方面,主要担忧是企业出现亏损、违约或倒闭,并连带对其贷款者(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或上下游企业造成损害,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

  我们认同上述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而不是通过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来融资扩张,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众所周知,银行贷款会直接创造存款,而存款是广义货币(M2)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来增加杠杆、扩张经营,必然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虽然高杠杆率和高货币增速在孰因孰果方面难以确定,但从2013年上榜《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经济体的数据来看,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相当清晰的。

  过去十年,中国的银行信贷增长了4倍多,广义货币(M2)增长了5倍多。截至2013年8月底,中国的M2已达到106万亿元人民币(17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M2存量(11万亿美元)。这样的增速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要么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要么会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资本充足率的压力而无法长期维持信贷的快速增长。一旦信贷增速放缓,中国企业靠借贷来维持高杠杆率的模式也将无以为继。如果不抓紧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届时信贷泡沫破裂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企业巨人虽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但它们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国外同等规模的企业来说还有很大差据。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无论处在经济繁荣期还是低迷期都能保持相对较好的盈利水平,是企业具有竞争力的标志之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能够利用市场机制及时地淘汰竞争力较差的企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更具竞争力的其他企业,也是一个经济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微观基础。因此,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经济下行时盈利迅速恶化、亏损的国企缺乏及时有效的退出机制,恰恰是中国企业和经济制度依旧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外延式、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很难维持,“去产能”和“去杠杆”的过程在今后数年将无法避免。鉴于我们的大部分企业(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一大浪淘沙的过程对大部分企业来讲有可能相当痛苦,对它们的盈利甚至生存能力都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令人欣慰的是,在前文分析的诸多指标中,虽然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而我们的大型民企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外国的企业巨人。这说明,如果我们及时推动新一轮的经济、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完全有可能顺利渡过今后几年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的“去产能”、“去杠杆”的大幅度颠簸过程。

  鉴于以上可能性,我们建议有关当局尽快推动以下六方面的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最近正在启动过程中)。

  第一、抓紧落实“非公36条”,将不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国企尽快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转让给民间资本来经营,以便利用今后2-3年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7-8%左右的关键转型期,尽可能快地通过所有制的转变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来提高其经营效率,避免在经济增速滑到更低水平时出现大面积的国企亏损。

  第二、对于已改制上市的国企,建议国有资产管理当局尽快将有些国有企业的股权通过有关渠道(比如通过全国社保基金)出售和转让,以便在上述国企尚存在较高市场价值的时候变现。股权转让的收入可以用来弥补财政赤字或充实社保基金账户。如果行动迟缓,一旦经济增速出现持续大幅度的下滑,不但这些国企的市场价值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而且很多国企很有可能从政府的“资产”变成“负债”。实际上,过去五年,大部分国企的股票市值都出现了大幅度的缩水。假如五年前转让股权,政府可以获得的转让收入会比今天丰厚许多。

  第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和工具,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和更有效率的选择。比如,应尽快取消企业上市IPO和股票增发再融资的行政审批,由企业、股票交易所和股票投资者来共同决定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行为;允许企业发行优先股,丰富企业直接融资的金融工具;进一步放开券商和保险企业的业务范围和投资标的,允许更多的金融创新和衍生品交易,以提高券商和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降低商业银行的垄断利差收入,迫使银行通过更加准确的风险定价模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进一步放松针对商业银行的各种过度监管措施(如贷款额度、贷存比上限、对贷款的行业限制等)以及对民营银行的准入限制(“玻璃门”问题),提高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等等。

  第四、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放松对能源、资源等产品价格的行政性管制或指导,更加依赖市场来定价,发挥价格信号对企业投资、生产和营销的指导作用,使我们的国企和民企真正成为根据市场形势来决策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主体。

  第五、要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的功能和边界,尽可能地减少国有企业肩上过重的社会责任和负担,把国企非核心的社会福利功能交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恢复国企的“企业”功能。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应该尽快从那些并非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并非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的领域退出,把空间留给更有效率的民企来经营。

  第六、要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靠大企业,必需创造良好的法制和市场环境来鼓励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现代服务业,要大力放松各种类型的行政管制(包括在意识形态方面),鼓励以个人和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各类社会主体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试验,通过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动来探寻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兴服务业发展模式。只有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企业和模式才具有真正的“自生能力”,才能在日新月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注:

[1]本文由作者与香港大和资本市场有限公司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助理唐俊杰合作完成。


[打印]
[发送给朋友]
[放入收藏夹]
[复制地址]
相关点评 (共 0 条) 更多点评>>
我也说两句:[所发表的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更多点评>>

字数少于500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高级
最新文章
疫情“时差” [ 伍戈 等 ]
疫情切断中国进口供... [ 徐奇渊 ]
应对疫情经济冲击亟... [ 卢锋 ]
底线管理、短期刺激... [ 刘元春 ]
美国股市的流动性虹... [ 徐高 ]
迟来的警报与逼近的... [ 卢锋 ]
十字路口:关于疫情... [ 彭文生 ]
疫情内外 [ 伍戈 等 ]
最热文章

版权所有:北京四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秘书处电话(010-58297189)

联系我们: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208室 010-58297189   邮箱:cf40@1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