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其次是财政危机，第三才是欧元的危机。在加入货币联盟成为欧元区成员国后，南欧国家享受了与其风险不相对应的低利率。欧债危机爆发前，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内的货币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国债利差在50BP以内。这样的风险定价显然是错误的。低利率诱使南欧国家扩张债务，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竞争力的提升。南欧国家中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的单位劳动成本甚至比德国还高。

　　以往南欧国家恢复竞争力一直是靠货币贬值，但在货币联盟下的固定汇率制，货币不能根据一国意愿随意贬值。竞争力丧失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财政危机，最后导致欧元货币危机。

解决债务问题有四种办法：

　　第一，通货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由于战争赔款债务高筑，选择以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逃避债务。所以，德国对通货膨胀的记忆至今刻骨铭心，对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十分警惕。在欧洲货币联盟下，传统通过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的方法已经不可行了。

　　第二，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以增加税收，进而提高财政收入来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根据生产函数，经济增长有三个要素，一是技术，二是劳动，三是资本。南欧国家近年来在技术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人口老化，抚养比上升，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加。另外，这些国家银行由于去杠杆化，信贷萎缩。所以即使认为劳动与技术这两个变量不变，由于资本投入的减少，也会导致产出下降，经济难以增长。

　　第三，违约。不能通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来还债，一国可能会采取第三种办法——违约。希腊债务重组实际上就是违约，称之为“自愿重组”只是为了避免触发CDS的赔款。

　　第四，转移支付。如果不愿意违约，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还债。现在欧盟的救助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转移支付。但永久的转移支付只有在财政联盟基础上才能实现。比如中国东部能够长期对西部实行转移支付，在于二者都在一个财政体系内。欧元区内成员国要实现长期转移支付必须建立财政联盟，而财政联盟的稳固性要以政治联盟为基础，这些现在看来还比较遥远。欧债危机以后，欧洲的财政联盟进程并没有明显加快，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例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地方选举，主张地方自治和独立的党派占据多数。欧债危机后欧洲政治联盟的进程并没有加快，这会给欧债危机的顺利解决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没有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推进，长期转移支付和统一预算管理就难以实现。目前，银行联盟的推进仍不足以化解财政危机。

欧债危机带给世界深刻的教训。

　　第一，福利支出要和财政、经济增长状况相适应。在选举政治下，每逢大选政客往往会承诺增加福利，减少税收，而很难降低福利、增加税收，因为这样做通常都不得民心。这导致了福利政策的刚性。这种刚性决定了在民主政治下财政支出难以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在高福利政策下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二，凯恩斯主义不是万能的。以前，出现经济危机政府就会增加债务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政府债务达到一定比例后，债务的增长不但难以遏制经济下滑，甚至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冲击。货币主义也不是万能的。欧洲央行的两轮LTRO并没有换来信贷增长。美联储四轮量化宽松后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也并未大幅增加。可见，以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货币政策在长期是中性的。

　　第三，人口结构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政府财政有重大影响。人口老化之后，储蓄率下降，创新能力下降，生产力也会下降，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另外，人口老龄化还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下跌。资产风险溢价和社会人口平均年龄正相关。社会人口平均年龄高，风险溢价相应上升，意味着金融资产价格下跌。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与不可逆的。南欧国家债务高峰和人口老龄化同时出现，加剧了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第四，货币联盟和财政联盟要协调。没有财政联盟支撑，货币联盟中的结构性矛盾很难解决。

　　第五，逆周期管理很重要，但很难。逆周期管理要求经济繁荣的时候增加税收，经济收缩的时候降低税收。但减税容易加税难，逆周期管理实施起来会有很多阻碍。当前欧洲的财政、信贷双紧缩加剧了南欧国家的经济困难。所以，逆周期管理很有必要，却很难做到。要真正做到逆周期监管，政治家必须要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