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于无声处
黄金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 2011-10-31 ]

  2011年,中国利率市场化悄然快速前行。银行贷款利率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即便备受关注的存款利率方面,也有10.6%的存款实行市场化利率。间接融资绝对主导地位,决定了中国要继续坚持无声的利率市场化道路。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恰逢其时,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在于存款之外。废止央行直接确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环。提高银行人民币贷款融资之外的市场化融资占比,提高银行资金来源中的主动负债占比,提高住户金融资产中市场化金融工具投资占比,均是紧要的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性工作。这些点点滴滴的基础性工作,住户、企业、政府和银行等各类利益相关者以及舆论,都会支持,货币金融当局每天都能坦然推进,不出五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于无声处水到渠成,平稳实现。

一、无声中快速推进的利率市场化

  自1996年6月1日人民银行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起,中国利率市场化走过了15年头。改革的头10年,央行出台的利率市场化举措最多,实现了货币市场(主要是银行间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以及外币存贷款利率、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并在2004年扩大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整个十一五期间,央行鲜有明显的利率市场化动作。两条主要利率管制铁律——央行直接确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央行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未见松动。不过,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以及银行理财产品的大规模发行开辟了利率市场化的“第二战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得以加速推进。

  央行创造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堪称利率市场化的扛鼎之作,直接促进了企业筹资利率的市场化。1993年我国即开始了企业债券的发行,由发改委审核,2004年底企业债券累计发行327 亿元,余额1232.5亿元。2005年5月,人民银行推出企业短期融资券,当年发行1393亿元,2009年发行4652亿元;2008年4月,人民银行推出中期票据,6月暂停,10月恢复其注册工作,当年发行1672亿元,2009年发行6978亿元,2010年仍发行4958亿元。中期票据,以及后来的资产支持票据等等,其实就是中长期债券,冠以“票据”之名,便于人民银行管理有据。短融、中票能够大行其道,一是监管者采取开放的态度,真正的实行“注册制”,且可以“一次注册,多次发行”;二是最有资金最有信誉的银行业的参与;三是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利率,一般低于同期限贷款利率100个基本点以上。人民银行系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创设,促进了监管主体的竞争,2006年企业债券发行提速,当年发行1194亿元,2009年企业债券发行4252亿元,2010年企业债券发行3627亿元。企业债券利率也不再受“不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40%”的限制。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的大规模发行迅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结构。2006年,我国企业债务工具(包含中票、短融、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可转债和可分离债)融资占比仅为5.38%,到2009年上升至13.24%,2010年为14.50%,2011年1季度上升到24.06%。企业债务工具的发行,直接替代了银行贷款,并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银行贷款利率。

  监管当局对银行理财产品大发展取宽容态度,直接促进了个人投资收益率的市场化。10多年来,货币市场工具、协议存款和各类企业债券的利率虽已市场化,但最大的缺憾是个人不能直接参与,不能分享市场化收益。银行理财的大发展,弥补了这一缺憾。银行理财产品是由银行销售并负责投资运营的资产管理计划。2007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额不到0.8万亿元,2008年上升到3.7万亿元左右,2009年增长到5万亿元,2010年达到7.05万亿元,余额2.5万亿元。2011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8.51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余额达到3.57 万亿元。这意味着3.57 万亿元的存款性质资金——相当于同期人民币存款余额(78.6 万亿元)的4.5%——实现了市场化收益率。

  2011年,利率市场化加速。资金运用方面,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利率。2011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7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占比53.7%,外币贷款占比4.3%,委托贷款占比9.1%,信托贷款占比1.2%,银行承兑汇票占比17.1%,企业债券占比8.5%,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3.4%。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的利率均不受央行利率管制。银行承兑汇票实质上是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在中央银行制度没有建立之前,各商业银行就以自己的准备和信誉发行自己的货币“银行券”),其收取的承兑手续费是自定的,因此,也属于市场化利率融资的范围。只有人民币贷款受到严格的利率管理。但我国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上不封顶。在银行资金宽松的2009年,贷款下限管理起作用,商业银行对最优质企业的贷款利率下浮也不能突破10%。今年,银行资金面极度紧张,即便最优质的客户,银行也不愿贷款利率下浮10%。因此,在贷款领域,今年的商业银行是感受不到央行利率管理的存在的。在央行社会融资总量统计范围之外,未上市股权投资(PE)和租赁融资蓬勃发展,其交易双方自主定价,也属于市场化利率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方面,市场化利率筹资快速发展。货币市场工具筹资(同业拆入、卖出回购等)、企业债务工具筹资、金融债券筹资以及银行外币存款早已实行市场化利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银行人民币存款,仍然受到央行严格的利率管理,不得上浮。各项人民币存款的利率也不是铁板一块。单位存款中的保证金存款、个人存款中的保证金存款,其利率虽为官定,实质上是作为质押品,利率高低不是该“存款人”所关注的要点。个人存款中的结构性存款,实质上是一种理财产品,其收益率已不受官定存款利率制约。财政性存款中,国库现金定期存款利率采取招标形式定价,适用市场化利率。今年上半年共进行了5次招标,余额1800亿元,约占财政性存款余额的5%,中标利率接近同期限档次贷款利率。委托存款,利率由委托方自主确定。其他存款,主要由协议存款、协定存款构成,实行市场化利率已经多年。2011年8月末,保证金存款、结构性存款、国库现金定期存款、委托存款、其他存款余额合计6.86万亿元,约占全部银行人民币存款(78.66万亿元)的8.72%。此外,现有外币存款余额2561亿美元。二者合计8.51万亿元,占全部银行存款(80.3万亿元)的10.6%。也即我国10.6%的银行存款已经实行市场化利率。实际的比例还会高一些。例如,2011年央行以轧差方式统计委托存款余额,2011年8月末只有66亿元,但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中,委托贷款新增就有7028亿元,意味着委托存款新增至少为7028亿元。

二、坚持无声的利率市场化道路

  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呼声高涨。利率是最基本的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一切货币控制工具最终都是通过利率手段起作用的。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当然要坚定不移,步伐也应宜快则快。然而利率市场化是具体的,目前利率没有市场化的主要是89.4%的银行存款以及官定存贷款基准利率。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路径之一是有声模式,废止央行直接确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央行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路径之二是现行的无声模式,即以直接融资工具大发展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以直接投资工具大发展促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路径决于融资模式

  当贷款几乎是企业唯一的主要资金来源时,企业不得不非理性地接受银行的超高利率贷款。此时,若贷款利率无上限,必然银行获得超额收益。当存款几乎是银行唯一的主要资金来源时,银行就会不惜以非理性的高息来吸收存款。此时,若存款利率无上限,必然存户获得超额收益。这和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高低无关,再高的定价能力都会让道于生存。其实,我国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都不低。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对在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锱铢必较。央行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管制后,外币存贷款利率并没有出现恶性竞争。同业协议存款利率自由,协议存款利率也没有出现银行间恶性竞争。今天,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能力已有一定提升,资本市场对净息差的关注也迫使银行必须密切关注资金来源成本与资金运用收益的平衡。

  我国间接融资份额太高,是决定我国利率市场化不宜从快解除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之路极有可能与日本近似,即银行间接融资市场利率市场化从缓,同时快速发展实行市场利率的债券市场,与银行间接融资市场相竞争,逐渐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日本利率市场化自1979年始,到1983年时,日本间接融资占比降至72%,各方意识到利率市场化的必然性,态度遂由反对变为支持。1985年,开始试点存款利率市场化,完全市场化至1994年才告成功。从1979年算起,费时近16年时间。韩国1981年尝试利率市场化,到1997年完成,耗时17年。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则快得多,美国6年(1980-1986),德国6年(1962-1967),澳大利亚6年(1976-1981),英国一步到位。大体上,直接融资越是发达,利率市场化进程就会更快一些。德国为间接融资主导,表面上看是例外,但德国长期实行最完整的混业经营,银行拥有充分的经营自由度。另一些国家,智利、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等间接融资国家试图也以三、五年的时间来完成利率市场化,结果成了失败的典型案例。

  2003年,人民银行确定了利率市场化“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的改革顺序。还应加上“先直接融资,后间接融资”。这五年来央行事实上正是这么做的。当企业融资中,实行市场化利率的债务工具融资占比达到30%甚至50%以上,银行要想实行超高利率贷款就不容易了。当银行资金来源中,非存款融资达到较高占比时,银行也就不易发动存款利率大战。当存款人有较多的市场化利率投资工具可供选择时,银行要想实行超低利率存款就会行不通。

  总之,制约我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根本障碍是间接融资绝对主导模式。所谓银行及企业主体市场化竞争力不够(定价能力)、金融监管能力不强、宏观金融不稳等常被提及的因素,也存在,不过是浮云一片。另一个突出的掣肘是政府的金融压抑政策。低利率是发展中国家更是我国的基本“金融国策”,借以实现净储蓄的住户部门来补贴净负债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假定利率市场化了,由市场资金供求来决定利率水平,政府再要刻意营造低利率环境就需要投入极大规模的资金干预来达到,而非今天的一纸通知达成。由此,路径之二成为必然选择。

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恰逢其时

  贷款利率在无声中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政策上,要不要对“贷款利率管下限”放宽幅度甚至取消?净出口状态以及汇率尚未市场化决定了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都不得不延续贷款限额控制。企业债务工具融资是没有限额控制的,债务工具融资的增速现已远超银行贷款16%左右的年增速。2011年上半年,企业融资中贷款融资占比已下降到53%。扩大人民币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会有明显的阻力,企业欢迎,银行也不反对。上半年,只有9.94%的贷款执行了下浮利率,达到下浮下限10%的更少,上浮比例则达到61.15%。表明即使给予银行更大的下浮幅度,银行也不会竞相下浮。首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政策上允许下浮到30%,实践上很少有下浮超过15%的,即是例证。贷款利率政策进一步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幅度,还会提升央行利率调整的自由度。我国历次利率调整中,都是调低容易,调高则很难。大企业总会反对央行调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有强大的影响力。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扩大后,这些绩优大企业至少在政策上可以更大的下浮幅度申请贷款,减弱贷款基准利率调高后的财务成本冲击,从而对央行升息的反对有所弱化。

  当前境内人民币利率高于境内美元利率,境内美元利率又高于境外美元利率,外加人民币升值空间的存在,促使部分企业进行内保外贷、海外代付等多种形式的境外融资。对此,政策上宜继续采取宽容的取向。笼统地看,境外融资绕开了国内的货币紧缩政策、推高了国家外汇储备以及引致不公平竞争,所以应该严管。但境外融资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我国之所以实行人民币汇率渐进升值(由此带来外汇储备高企),原因之一也就是为了保持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对食用油等国计民生产品限制涨价,但这些企业进口的原料成本仍在上涨,境外融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部分原料成本的影响,维持了这些企业在限价令之下的持续经营。客观地看,尽管现在还是负利率,但6.56%的贷款基准利率已经不低。更要考虑到我国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是销往国际市场的,但美、欧、日均实行超低利率。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应对通货膨胀,将利率提高到创纪录的8%。其时,日本企业境外融资无限制,日本一流的大企业正是通过境外发债和借款避免了国内高利率的冲击,维持了日本核心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宽容企业境外融资,提高了企业融资中执行市场化利率比例,也是在夯实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基础。

  笔者十分赞赏《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09年)》中的一段话“在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中难免夹杂着部分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目前,我国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在特征表现上不同于新兴经济体的“热钱”。一是主要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流动……二是大部分以长期投资方式存续……三是许多套利资金的操作主体是境内机构……四是一些资金流入发挥了支持企业发展的作用。目前我国投融资体制有待完善,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较难,部分资金需要通过体制外民间融资(包括境外融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投融资体制的不足,但需要规范和引导。” 我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使得很多政策必须要实施“一刀切”,但“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必然会伤及其余。所以,中央一再强调 “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近年,金融监管当局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的夹带融资行为、信托理财中的融资倾向等等均采取了宽容态度,就是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三性”要求的有力体现。

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在于存款之外

  我国银行资金来源中,到2011年8月末,存款占比仍高达83%。我国住户金融资产余额中,到2010年9月底,存款占比仍达64%。无论是银行还是住户都严重依赖存款。在此背景下,政策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各家银行的存款利率就会一齐上浮10%,没有一家银行敢于不一浮到顶。在存款人看来,我国所有的银行安全性都是一样的,国家对所有的存款实行全额“隐性”担保。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时机远未到来。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只能在存款之外。合适的政策选择是不急于放宽存款利率上限,试图让合格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先行先试存款利率市场化,也没有可行性。代之以继续大力发展个人直接投资工具和银行主动负债工具,提升银行资金来源中市场化资金占比,降低存款占比。

  促进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主要工具是共同基金。共同基金既有同于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又有市场化水平的收益率,是替代存款的天然良品。我国股票市场大起大落,吝啬分红,基金投资几无安全性可言,不能承接大规模的存款转移资金。固定回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与银行存款等同,但收益率一般比同档储蓄存款利率高100个基点以上,成为我国最佳的存款替代品。2011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资金新增8000多亿元,已达同期储蓄存款新增额(3.1万亿元)的四分之一。2011年1-7月,住户存款和企业存款增长缓慢,住户存款仅新增1.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新增2.7万亿元。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或投资于个人和企业不能或不擅长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活跃了金融市场;或借助信托中介对企业融资,满足了愿以市场化利率筹资的企业需求。个人投资者也分享了市场化收益。筹资者、融资者和银行中介均在市场化利率环境下自愿交易,自我适应,达致共赢。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进行表外融资,减弱了货币紧缩的效果。但这并不需要限制理财产品发展来解决,而在设定贷款限额时对这部分融资加以考虑并在全部贷款限额中予以适当扣除。发行理财产品进行表外融资,会加大银行业的风险。但这也不需要限制理财产品发展来解决,而要求银行把融资类理财产品视同贷款经过完整的信贷流程来控制风险。银行业是我国专业上最成熟的融资中介机构,又受到严格的监管,让各类直接融资通过银行中介来服务,对宏微观金融的监测和稳定颇有益处。因此,当前的银行理财市场值得继续宽容对待。监管的重点在于保护理财投资者的利益和防范银行误投风险,而非纳入宏观调控的武器库。

  即使在存款资金中,也要推动用于支付和交易功能的存款(活期存款)以及用于质押功能的存款(保证金存款)占比上升,用于储蓄投资功能的存款(定期存款)占比下降。储蓄投资功能,更多地由银行理财产品等其他金融工具来承担。存款的主要作用在于支付,也即活期存款。保证金存款是一种有效的主动负债,但常被认为是“假存款”,“不稳定的存款”,甚至占比受到监管限制。保证金存款免交、少缴法定准备金,能够促进保证金存款的发展。小小保证金存款,事关我国金融改革的大思路,需要仔细地琢磨。10年前,央行曾确定发行大额CD的方式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这是一种非常简便、现在就可以实施的方案。让富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直接购买大额CD,普通投资者也可以通过集合理财的方式间接投资大额CD,银行也以大额CD的形式筹集资金。这样,银行和投资者就不需要借助信托、理财这些迂回曲折的形式徒增交易成本。有了大额CD,主动负债的途径多了,银行就不必不计成本的拼机构网点扩张。

  现有已经实行市场化利率的投资工具,例如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票、企短融等等,放开对个人投资者销售。股票投资的风险远大于企业债券,没有必要担心个人投资者购买未经担保的企业债券风险太大。股市、基金市场买者自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投资者购买银行代销的基金,发生损失后,几乎没有找银行索赔的。银行代销企业债券等各类市场化利率的投资工具,风险同样是买者自负。

  大约当银行资金来源中主动负债占比、住户金融资产中市场化金融工具投资占比双双提高到50%,存款人和银行均已适应了市场化利率环境,央行再按照“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的既定顺序渐次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控制,存款利率市场化水到渠成。经济改革进展到今天,利益格局已经固化,舆论环境混杂,出台任何有点深度的改革措施都很艰难,再去期待决策者去闯去试错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2003年国家创造性动用外汇储备,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同时核销财政部的资本,迎来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以今天的利益环境和舆论环境,此项举措是很难实施的。另辟蹊径,发展外围,培育替代,不宣而战,在竞争中消解改革对象的既有利益,最后在风平浪静中达成各方改革共识。经济领域中很多“顶层设计”性的改革,都宜以这种模式推进。

  当然,渐进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对小额存款人有失公平。根据现行政策,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金额起点是5万元人民币。意味着小额存款人,不能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和大额CD等隐性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渠道获得市场收益。作为补偿,银行应该减免对小额存款人的账户服务收费。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储蓄保值贴补是一个好办法,既避免了加息对企业的损害,又使存款人免受负利率之苦。2010年底,全部银行业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53.85%,国有法人股占比6.81%,财政按股权比例贴补或减税代补仍有合理基础。否则,过量资金流失于银行体系之外,甚至流向高息民间融资,有损金融稳定。

维持官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利率市场化的另一个主题是要不要废止央行直接确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完整的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是不应由中央银行来制定的。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央行只能决定自己的利率,诸如公开市场回购利率、再贴现率,以此影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贴现率以及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是我国央行自己决定的利率,在现行央行统计中视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但这些基准利率都不能有效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利率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无风险收益率,被压低并带有惩罚性质,主要作用是直接调控银行可贷资金数量,对市场利率几无影响。我国银行业自1997年开始基本上不需要从央行借款,也很少去央行再贴现,央行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失去影响商业银行利率的基础。

  我国用了较长的时间去培育金融市场利率,原本希望通过央行利率,影响金融市场利率,金融市场利率再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2008年2月)确定 “逐步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国债收益率培育为我国短期和中长期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疏通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渠道,构建完整的金融市场收益率曲线。”这是央行期待的利率调控机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主要不从金融市场融资,企业也较少从金融市场融资,各类Shibor、Chibor、央票利率、国债利率(收益率曲线)等金融市场利率不能有效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在现阶段企业融资依赖银行、银行融资依赖存款的情况下,央行自己的利率和精心培育的金融市场利率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是中断的。某种意义上,存款人是我国商业银行的衣食父母,央行在不在,市场有没有,并非性命攸关的大事。

  目前,央行确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事实上是我国的基准利率。不仅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的存贷款利率以此为基准进行浮动,国债、企业债、委托贷款、理财、民间融资等各种市场化直接融资形式也莫不以存、贷款基准利率为参照进行定价。央行调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迅速有效地影响了全社会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利率。银行、企业等各类筹融资主体都需要中央银行制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个“锚”。同时,我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在继续以及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需要低成本的融资。现阶段,政府、企业等净债务方都希望利率低一些,维持央行制定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引导市场利率走低。

  综上,利率调控机制、定价之锚和低利率政策导向,决定了官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在较长的时间内取消不得,必须维持。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不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环,而是废止央行直接确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又回到原点,提高银行人民币贷款融资之外的市场化融资比例,提高银行资金来源中的主动负债占比,同样是此项改革的决定性基础。

莫因中小企业融资难偏离无声道路

  中小企业融资难,又成了社会热议的问题。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被认为是主要对策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黄达等我国老一辈财经大师在论述“四大平衡”理论时就指出“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平衡是关键,信贷平衡是综合反映”。税费、能源、原材料、用工、用房等成本因子显著上升,管理、技术等内在质素不高,致使部分中小企业盈利日益微薄,反映到账上就是没钱了。似乎有了新增融资,中小企业一切转好。即便有了新增融资,内外在条件难变,一段时间后融资难还会重现。例如,媒体经常提到的温州打火机产业因融资难陷入困境,实际原因是汽油、塑料、铝材价格翻番,打火机价格却涨不上去。更致命的是实施严格的机场安检措施后,全球消费者都放弃了外表花哨的高价打火机。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资源承载力已支撑不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央政府希望经济放缓,年初定了7%的GDP增长率。但企业家等大干快上的心态没变,投资和产能都没有消减。新增贷款的绝对值同比又是减少的。国内外原材料价格和其他成本上涨又多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企业货币资金。社会资金全面紧张就此发生。

  当然,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以及贷款利率市场化,大企业主导融资价格并减少由银行融资,会迫使银行更多地做中小企业融资。近两年的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显著增加,即是挤压的成效。只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现已基本实现,今天的利率市场化,主要是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无关。泛泛的呼吁加快利率市场化,其实就是要求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这只会造成银行要求中小企业分担更多的高息存款负担,加困中小企业。所以,不要因为急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而改变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无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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